2026年4月29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长标题的决议，旨在保护欧盟企业、就业和产品免受非欧盟国家的不公平竞争影响。这一决议毫无悬念地赢得压倒性支持，明确提到了中国，指控其对欧盟造成多行业、多渠道和多层次的竞争压力。一个月后，5月19日，欧洲议会又批准了针对钢铁产业的新保护措施，将进口关税翻倍，并削减了47%的免税配额。当天，欧盟委员会还正式推出了《工业加速器法案》，其中对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及关键原材料设定的排他性条款也明确指向中国。如此巨变，从曾经的拥抱转向设墙，其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此，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所长谢尔盖·卢贾宁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判断：并非中国犯了错，而是中国成功地达成了两项重大成就，这些成就正中西方的痛点。

第一项成就与一份理论相关。2000年代初，美国的精英们心中有一套设想：通过开放市场、引入外资与增强中产阶级，他们相信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转型，最终使中国成为“其人”。美国前驻华大使后来坦承，美国在对华战略上犯了两个误判，其中之一便是错误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会要求类似西方的政治代表权。然而，事与愿违，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超过4亿，个人收入均值超1.3万美元，那个假设的政治诉求根本没有成真。美国的角色认知严重失衡。这种错误的反思在智库界迅速蔓延，坎贝尔和拉特纳在2018年发文称“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政策已彻底失败”，此后，“对华接触战略已宣告终结”成为美国政策的共识。承认失败与接受现实之间的落差显得尤为痛苦。

让西方彻底惊醒的因素是第二项成就。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甚至超越了2025年全年记录。上半年，中国集成电路的出口量首次超过计算机和汽车，成为最大出口商品。7月单月出口达到387.4亿美元，增速高达116.57%。业内人士预计，全年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到8120.8亿美元。芯片，曾是西方自信的堡垒。

并观察新能源领域，中国在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制造方面的产能占比超80%，风力涡轮机达到65%，稀土精炼产能更是占90%。中国在稀土产业链的全环节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全球市场的每一个参与者都依赖中国。而中国绿色技术产品在2025年前7个月的出口额已达1200亿美元，远超同期美国的800亿美元油气出口。动力电池的情况更是明显。2026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的72.4%来源于中国七家主要供应商，并且在前十名中有七家是中国公司。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表现同样抢眼，2025年生产了大约1660万辆，出口超过260万辆，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已达9%，几年前仅为1%。

卢贾宁的判断可以概述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从过去的服务于西方的加工体系，转变为一个自给自足，并掌握核心技术的科技强国。西方突然意识到，自身所依赖的产业链中，关键环节掌握在中国手中。这并非中国故意为难谁，而是全球化分工演变的结果。但西方却不能接受这一现实，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他们，如今被迫与一个稳固的新竞争者并肩。

因此，西方的言辞开始升级。2022年，北约的新战略概念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不仅仅是一个特定领域的对手，而是整个系统面临的威胁。到了2026年，欧洲议会将中国的产业政策定义为“生存性威胁”，这种严厉的措辞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都未曾使用过。对苏联的描述是“邪恶帝国”，而对中国则是“生存性威胁”，这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本能恐惧。

国际社会为何对俄罗斯大声喊打，而对中国则是生存威胁的呼声？卢贾宁的分析指出，俄罗斯可以轻易地被贴上“威权落后”的标签，而中国却不可能。俄罗斯的经济体量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制裁对其影响显著，西方能够撤出。中国则是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全球制造业中心。用“失败”来定义中国，即使西方也难以相信。因此，他们只能换个词：“敌人”。

然而，“敌人”一词却显得尴尬，因为敌人也是每日需要交往的对象。德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润支撑着沃尔夫斯堡的一半就业，法国奢侈品牌的三成营收依赖中国消费者。若荷兰的光刻机不出售给中国，他们的财报将大受影响。西班牙将对中国新能源的投资视为工业复兴的关键，宁德时代与斯泰兰蒂斯在萨拉戈萨建设的电池工厂预计于2026年底投产，年产能达到50GWh。德国汽车产业链的企业公开呼吁继续维持与中国市场的深度合作，而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等地方政府则积极吸引中国新能源企业投资建厂。

因此，欧盟在一方面口口声声要求“去风险”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继续与中国进行商业往来。这种矛盾的姿态，正是真实展现了西方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去风险”这一概念本身就揭示了深层次的多重矛盾。